陈　社

潘浩泉先生是我市在文学乃至文艺创作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和声望的一位作家。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中篇小说《光明行》、《古镇》就颇具影响。《光明行》为江西、浙江等省广播电台播出，后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御林军枪声》在中央电视台热播。他主创的表演唱《扬子江渔歌》获得全国大奖并参加了“第六届中国艺术节”的演出。如此等等，创造了泰州文艺史上的数个第一。他的长篇小说《世纪黄昏》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先在大型文学期刊《清明》连载，后为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在业内及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一部透析灵魂的书”。落笔于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幸福花决心要在尘土里开》（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则展现了芸芸众生的“肉体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碰撞，提出了“用什么浇灌我们的灵魂？”的命题。去年完成的短篇小说《二舅舅》，又甚得业内激赏，《雨花》杂志于今年第4期作为“本期文眼”隆重推出。最近，浩泉又捧出了他的散文选集《忘忧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继续诉说着他对身边世界的观察和认知。

读浩泉，感到他的散文和小说有不少共同的特点和相通之处。诚如著名评论家黄毓璜先生所言，他的散文乃至不少随笔不妨作为小说来读，他的小说又是很可以作为散文来读的。

无论散文还是小说，浩泉都是由低处着眼、从小处落笔。写水乡、写小城，写母亲、写孙女，写旧雨、写新知，写秋来的叶、写老去的歌，写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写小地方的世态风云……多为很“尘土”的画面、很世俗的声音。或许，这与他的经历、与他所熟悉的生活有关，他本来就生长在“尘土”和世俗之中。若论为文之道，写自己熟悉的、有感欲发的东西当是其要。或许，这又与他的情怀、他的价值取向有关，他把自己的爱与恨、把自己的“肉体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投入到了“尘土”和世俗之中。若论为人之道，不忘故土、感念亲情、知恩图报当是其要。或许，拿所谓“高、大、全”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小悲欢、小天地里面的小故事太不“光芒万丈”了。可庆幸的是，当“高、大、全”已失去大片市场的今天，浩泉的“低”和“小”却依然鲜活地存在着、生长着。作家沙黑先生曾为《幸福花儿决心要在尘土里开》的研讨会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小说的小大之辨》，他认为，小说的特点就是“小”，古人所说的“街谈巷议、道听途说、闾里小知”，已抓住了小说的某种本质。而浩泉的小说“取之者小而成大书，形之者小而寄大意，可观可采，他是一个成熟的小说家。”实乃精当之论！

浩泉作品的语言自有特色，一是平静。娓娓道来、波澜不兴，而余味隽永、耐人咀嚼。他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落笔节制，有分寸，每每欲疾却徐，引而不发，却张力内在，此时无声胜有声；二是干净。简约、清爽、朴实，不噜噜苏苏、拖泥带水，不添油加醋、画蛇添足，不虚张声势、故弄玄虚，犹如清水之出芙蓉。即便写性，他也善用减法，不作信马由缰的粗野和哗众取宠的庸俗；三是优美。内涵丰富，长袖善舞，有声、有色、有味，佳语、妙喻迭出，十分精致。且书卷气息充盈，好比一幅幅水墨画，天然成趣，更有恰到好处的留白，犹抱琵琶半遮面；四是智慧。譬如他驾驭素材、驾驭文字的举重若轻，还有幽默，尤其是幽默、随手拈来的幽默。浩泉具有丰富的知识根底，文学、音乐、地方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积累较多，而又能恰到好处的运用，读之大可益智。作家庞余亮先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用“真币”来形容浩泉这十多年来的作品，感佩他“对于文学的珍惜和尊重”，说他“每次掏出的都是口袋里的真币”，信然！

我非常佩服浩泉的细节描写，无论他的散文还是小说，精彩的细节均是其中的强项。先说为多位作家、评论家激赏的《通关手》，记叙了作者小时候因不听话而被母亲责打的往事。母亲警告他，她的右手是“通关手”，打起人来劲大，痛。没想到，直到母亲去世，作者含着泪水替她那双“即使打我也是温暖的手”剪指甲时，才发现“母亲掌心的那条纹路并不上下贯通，不是通关手。”（《忘忧草》P.5）如此细节，堪称点睛之笔。再看这一段：“丁局笑眯眯地发烟，他难得笑。他进门瞥见林子月，愣了一下，随即喜笑颜开。以往发完烟他会给李冬生点火，这使李冬生很激动很得意，身子缓缓凑上去，恨不能把整个动作做成慢镜头。可是不知为什么，今天他没给李冬生点火。”（《幸福花决心要在尘土里开》P.3）寥寥数笔，两个人物的形象已跃然纸上。特别令我动容的是他写给外孙女米米的《我要给你摊个饼》：“你从五楼走到四楼，四五秒钟，我提前在四楼门口等候。迟了，固然不行，你下楼一阵风……耽误不得。万一迟了，你越过四楼，再把饼给你，你连忙摇摇手，跟我‘拜拜’了。早了，也不行，会冷，虽然灌在双层保鲜袋里。我要不早不晚地站到门口，眼睛不时望钟，耳朵竖起来听，邻居铁门的开关声大同小异，有时以为你开门了，我赶紧迎接，下楼的却是别人，有点不好意思，又缩进屋。偶尔，你也会因为系鞋带或整理书包迟了半拍，我怕饼冷，只好敞开衣服，把它捂在怀里。我把饼给你，像塞接力棒。你下楼的脚步‘咚咚咚’，又使我想起你荒疏的琴声。”（《忘忧草》P.135）

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的批判精神。批判现实，是文学作品古往今来的一大特质，浩泉的作品也不例外。而浩泉的批判又自有特色。他的批判理性而含蓄，不是怒发冲冠的仰天长啸，不是置身度外的坐而论道。而是设身处地的拷问、哀其不幸的悲悯、绵里藏针的自嘲。而且张弛有度、留有余地，往往点到为止、让人意会。试举几例：“馆里忽然热闹起来，眨眼功夫，公司办了三个，行动之迅速，情势之急迫，颇有救亡色彩。每个公司由馆内一人承包，任经理，所需助手在馆内外物色。结果，全馆只有三人在三公司圈子之外。”（《世纪黄昏》P.57）“饭桌上有只鸡蛋，亮亮没吃，还在纸上写道：‘我不吃蛋了，为妈治病省钱。’李冬生看了难受。医生要他筹集二十万，他家全部积蓄不足一万。他这才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穷人。”（《幸福花决心要在尘土里开》P.242）“前年，《财富》杂志居然发起一次讨论：财富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目标？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它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或者它只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多少年来，我们往往一不小心地忘了常识，漠视常识。”（《忘忧草》P.143）至于蕴含在作品的立意以及情节之中的批判精神，则更为厚重和深远。譬如《古镇》的“陈拜山回乡”，譬如《世纪黄昏》的“方锦池‘乔迁’”，譬如《幸福花决心要在尘土里开》的“秀宝之死”。作家徐一清先生曾作《梦想和苦痛 破碎而缤纷》一文解析浩泉的作品，说他的小说系列或可称之《悲怆三部曲》，是“一支现实世界百味人生的悲怆的交响”，我深以为然。有人说，浩泉“处庙堂之高”，本犯不着来做此等“批判”之事的。我以为，这恰恰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浩泉的作品，不如我意之处也有。在《世纪黄昏》的结尾，主人公冯天一“回归自然”，去了人迹罕至的白鹤洲，在一种凄美的意境中离开了尘世的现实，追寻他的理想去了。尽管只是一种意象，我仍觉得“浪漫”了一点。而《幸福花决心要在尘土里开》的主人公李冬生则彻底告别了自己的理想，混迹于披着袈裟、扮着和尚的吹鼓手队伍中。他那一头飘逸的长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颗“和尚”的光头，还竟然让他不幸的恋人林子月不幸地撞了个正着。虽说悲剧总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如此堵心，我还是难以接受。

限于本文篇幅，读浩泉的感受不能尽述。譬如他笔下人物性格的栩栩如生、篇章结构的舒缓自然、景色描写的情境相融、修辞艺术的精彩纷呈……一江秋水，耐读得很，一如他的为人。

（2010年9月3日）

转自2010年11月19日《文艺报》，该报有删节。

                （是否用“转自…”，请舰平兄定）